在探討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之時，我們必須客觀的承認：我國的職業教育仍處在比較滯后的階段，在整體實力上論是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還是服務社會的能力都與普通高校有很大的差距。
社會發展的客觀影響、職業教育體系的建成短暫、政府對于教育的偏好都是造成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相對緩慢的原因。
不過，正是因為較高的市場化，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也生動地反映出我國社會經濟的變遷。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們想從經濟動能、社會條件、政府政策三方面，回顧我國職業教育的歷史進程。以史為鑒也希望可以給未來職業教育發展一些啟示。
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新華字典1998修訂本P673頁《常用標點符號用法簡表》
這條源于1998年新華字典的例句生動地重述了職業教育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時間跨度大致在1978-1998。
經歷了文革十年，百廢待興。
作為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延續，1979年10月，鄧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會議上，明確地強調：“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不只是當前，恐怕今后長期的工作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
隨后國家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領域，伴隨著撥亂反正，原有工業企業逐漸恢復生產，新的國家建設速度鋪開。
在改革開放的20年內，國家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呈現出工業結構糾偏，輕工業同步發展的特點。
從數據來看，1979到1997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遠高于改革開放前26年年均6.1%的速度，而整個80年代，發達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3.1%。
國力增強的背后依賴的是大量技能型人才的貢獻，教育事業也與國民經濟要求相適應，在鄧小平的要求下，擴大了農業中學、各類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1980年國務院、教育部召開全國中等專業教育會議，提出多辦和辦好中等專業學校的工作方針。
一批又一批的技術工人涌入工廠，說來可能不信，在80年代，國企工廠是所有青年夢想的地方，政府機關反而沒人看得上。
以鄭州國棉廠為例，在其“黃金時代” 工人平均工資近60元比機關干部要高10多元。同時工業作為整個城市的支柱產業，1982年左右是鄭州紡織行業經濟效益最好的時候，工業總產值達7.1億元，利潤1億多元。所以，當時流行的順口溜是：“妮兒，妮兒，快點長，長大以后進紗廠”。
盡管我們現在看來，這是時代下的必然產物。
例如，改革開放初期面臨的巨大勞動力缺口，在對于技術要求不高的客觀現實下，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就能輕松勝任；政府計劃性的畢業生工作安置，人人都能擁有分房的“鐵飯碗”；工業支柱時期，工人階級擁有更高的就業質量，同時滿足了更高的職業期望程度，即呈現出較高的社會地位。
更真實地情況是，1993年前高中畢業生升入大學的比例最高不超過28.7%，意味著學完中職進入工作崗位更為了大部分人的最優選擇；到了1996年的峰值，中等職業教育占高中階段的比例，創紀錄達到58%，而擁有中職文憑已是當時的“高學歷”。
大部分人的選擇進一步放大“白熱化”競爭，推動著職業教育的發展。中等職業教育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逐漸發展，高等職業教育開始萌芽，首批職業大學建立，1996年中國第一部職業教育法正是頒布并實施。
但隨著人口紅利殆盡進入“腦力”時期，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中等職業教育進入瓶頸期。
“腦體倒掛”結束，高等教育取代職業教育地位
1999年6月，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決定”指出，要“調整現有教育體系結構，擴大高中階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規模”。
“決定”出臺后，1999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由原計劃的130萬人，擴大到153萬人，當年實際招生達到159.7萬人，相較1998年增幅達到47.3%。此后開始，我國高等教育招生都繼續實行擴大招生規模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粗放式技術工人時代結束，我國職業教育規模逐漸萎縮，這一階段跨度1999-2004年。
在大潮流下，鄭州國棉廠也迎來了黃金時代的落幕。20世紀末，中國輕紡工業產品出現過剩，買方市場已經形成。
1997年開始的國企改制潮讓“鐵飯碗”不再牢固，產業經濟結構開啟調整。盡管無處可考，但下面這句話仍能反映出改革初期紅利帶來的“腦體倒掛”已逐漸成為歷史。
我畢業的時候，社會上流行一句話，叫“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那時候因為我相信了這個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和抗爭精神，所以我沒有去賣茶葉蛋，還是自己做自己的技術。
-----------李彥宏
同樣是結束，中國也像其他國家一樣，中等職業教育入學率全面下降。
正如斯坦福大學的艾倫·本納沃特的研究發現，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對于職業教育的興衰沒有直接影響，而思想意識形態包括政治和社會壓力對教育發展的影響大大超過經濟發展要求的作用。
對于職業教育偏見是由在特定社會環境中人們對教育和事業前途的認識所產生，而這種認識與政府有關教育政策、人事政策、就業機會、經濟條件、以及教育機會等因素密切相關。
逐漸“舉全村之力培養一個大學生”取代了畢業后進入閥門廠紡織廠的熱潮，以升入大學通道的普通高中成為選擇主流。高中階段職業教育占高中階段教育比例，1998年58%下滑到2002年38%。
影響更為深重的是由于生源萎縮，我國職業教育教學質量大幅度滑坡。而政府對于教育的偏好更影響了教育財政的投入，對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可以說是規模傾斜和快速增長，2006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投入經費為3057.77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202倍，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達到32倍。
國家對于普通高中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平均投入達到11.4%和25.3%，與之相應的，政府對于職業教育的投入平均維持在6.9%（中職）、5.2%（高職），這使得職業教育陷入生源萎縮-政府投入少-教學質量下滑-投入產出比低的“循環”中。
政策支持力度不斷加強，職業教育蓄勢待發
高等教育的擴招帶來的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結果，具備特定職業技能的人才反而在求人倍率上有所上升。
從國家戰略層面來看，已經提前規劃出我國經濟將逐漸步入集約型，制造業步入精細化。“十一五”規劃表明中國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2005年，發布《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此后開始實施一系列措施：職業教育實訓基地建設計劃、職業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設計劃、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縣級職教中心專項建設計劃等“四大計劃”，以及國家技能型人才培養培訓工程、成人繼續教育和再就業培訓工程、農場實用人才培訓工程、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程等“四大工程”。
從2006年開始，教育部、財政部聯合實施“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中央累計投入專項資金45.5億元，拉動地方財政投入89.7億元，行業企業投入28.3億元。
定制班、引企入校、共建實訓基地、貫通培養各種新型人才培養計劃開花結果。
2019年更是將支持職業教育敲出最強音。
《2019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職業教育具體實施細則，釋放出職業教育將迎來新的“黃金時代”：
1、 實施職業技能提升行動，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用于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就業培訓。
2、 改善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法，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今年大規模擴招100萬人。
3、 擴大高職院校教學金覆蓋面、提高補助標準，加快學歷證書和職業技能等級證書互通銜接。
4、 改革高職院校辦學體制，提高辦學質量。中央財政大幅增加對高職院校的投入，地方財政也要加強支持。設立中等職業教育國家獎學金。
5、 支持企業和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
緊接著2019年1月24日，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需要向社會證明職業教育的核心是“所有層次上的技術、職業和普通教育結合起來”、“建立開放和領域的教育機構”。在內涵上，技術和職業教育“應從寬廣的基礎開始，從而促進在教育系統之內和學校與職能屆之間的縱向和橫向銜接。”
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對于職業教育的批示：“努力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經過70年的艱難求索，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框架全面建成，截至2018年，我國職業院校達到1.17萬所，在校生2685.5萬人，建成世界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
隨著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不斷加快，各行各業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越來越緊迫，職業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凸顯，同時伴隨著行業螺旋式的發展路徑，我國職業教育的體系建設也愈發完整和科學。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仍然可以說：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