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集團化、園區化、社會化已成為職業教育的改革創新途徑。日前，深圳第二職業教育集團掛牌，成為目前深圳地區規模最大、成員單位最多、成員覆蓋范圍最廣的職業教育集團。此前，深圳第一職業技術學院、龍崗職業技術學校、華強職業技術學校均已發起成立職業教育集團。
然而，目前深圳的職業教育集團仍處于探索階段，國內的職業教育集團也仍存在合作機制松散的問題。如何找到各成員單位的利益共同點？如何打破松散的合作機制？如何提升職業教育的質量？仍是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頂層設計推動職教校企合作
所謂職業教育集團，是職業院校、行業企業、教育研究機構、社會培訓機構等組織，為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合作發展而組織的教育團體，旨在建立企業與職校雙向交流的供需平臺。
日前掛牌的深圳第二職業教育集團，集企業、學校、行業協會、培訓機構、科研機構及其它社會組織于一體，共有103個成員單位，包括10家行業協會、12所職業院校、13家培訓機構、61家企業、3家科研院所及4家出版社等。
事實上，深圳目前有5所中等職業學校獲準成為國家中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示范學校建設單位，深圳一職、龍崗中專、華強職校此前均已發起并成立了職業教育集團，寶安職業技術學校也將于近期成立職業教育集團。可以說，在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方面，深圳已走在全省前列。
在深圳大學國際交流學院院長王慶國看來，每個成員單位都能通過職業教育集團化共享資源。學校結合市場需求為企業培養和輸送人才，同時促進自身的完善和發展。用人單位與學校聯系，能更好地了解學生的理論水平、實踐能力、品行等綜合素質，更高效地招聘到企業所需的人才。
王慶國表示，如今的大學生數量越來越多，要想真正站住腳，就需要畢業生各方面能力都很扎實，證書、技能、人際交流能力和人格品性缺一不可。而通過職業教育集團化，讓企業與學校對接，能為學生提供了解企業和社會的機會，學生也能更好地規劃職業生涯。行業協會等機構則為學生提供了課堂上所學不到的實戰技能，為學生找工作提供更多可能性和實踐平臺。
記者了解到，今年4月，深圳出臺了《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促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意見》和《深圳市職業教育校外公共實訓基地認定和管理辦法》。在深圳市第二職業技術學校校長、深圳第二職業教育集團理事長呂靜鋒看來，這意味著深圳在推動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頂層設計方面已經走在了前面，未來3—5年內，深圳在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方面會實現大突破。
“這兩份文件的出臺，標志著深圳在全國率先實現了三個突破。”呂靜鋒表示，在職業教育經費投入機制、促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頂層設計、推動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變革方面都實現了突破，這種政策的先導優勢在促進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方面將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集團化合作松散局面亟待打破
在職業教育集團化發展有著眾多利好政策和空間的同時，深圳的職業教育集團實際上仍處于探索階段。在呂靜鋒看來，與長三角地區的一些先進城市相比，深圳作為一個城市的發展歷程較短，職業教育發展還沒有形成有厚度的積累，職業教育的規模總量不大。從公眾的教育訴求來看，由于深圳有著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老百姓更看重高層次的學歷教育。而集團化辦學作為一個新的概念或模式，仍需要一個探索實踐的過程。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國內的職業教育集團基本處于松散合作的階段。“由于集團內成員單位的性質、體制、機制不同，大家很難找到一個共同的興趣點，或者說是共同的利益支撐點。”呂靜鋒解釋說，在職業教育集團內部，學校關注技能人才培養的規模與質量，企業關注經濟效益，行業組織關心本行業或專業的未來發展，科研機構關心科研成果的學術價值。“大家追求的方向不同，必然導致不同的選擇”。
在王慶國看來，如今的職業教育集團在快速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很多企業進入到集團，目的在于盈利，如果將盈利看得過重，勢必會影響到教學質量，學生學到的東西就會很膚淺。
“此外，很多職業學校頒發的證書與學生的實際能力并不匹配，這不僅對于具有真才實學的學生不公平，而且看似短期內有助于學生就業的行為，在長遠看來弊端很大。”王慶國認為，職業教育集團化的初衷很好，但校園之外的單位加入，應承擔起社會責任，通過集團化為學生提供更多職業發展的機會。政府也應加強引導、管理和監管，確保證書的信譽度。
記者了解到，今年7月，深圳市教育局局長郭雨蓉在深圳第二職業教育集團的批復文件上批示，要求深圳第二職業教育集團在探索集團化辦學的運行機制上有所突破。對此，呂靜鋒表示，第二職業教育集團將打破集團化辦學的松散結構，力爭在一年內，盡快使深圳第二職業教育集團成為具有法人資格的實體機構。同時，還要大力拓展職業教育集團的業務領域，使集團自身形成良好的造血功能。
如何找到各成員單位的利益共同點，也是打破松散合作機制的關鍵。“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讓成員單位都能在這個平臺里得到應得的東西。”呂靜鋒表示，比如，共同開展技能人才訂單培養，依托集團各成員單位的優勢，學校可以組織充足的生源和一流的老師，企業可以提供最好的實訓場地和設備，行業組織可以提供最先進的專業技術，科研機構可以參與制訂訂單培養的標準。“在這個人才培養周期內，大家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東西。如果脫離了集團這個平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資源。”
聲音
職業教育上升通道有待拓寬
事實上，從深圳發展職業教育起，從來就不乏校企合作的機會和平臺，高就業率一直是職業教育的亮點。然而，在高就業率的背后，職業教育的教學質量卻一直為人詬病。
“近年來，中等職業教育在規模上已與普通高中持平，但過分強調中等職業教育的規模也引發了一些問題。”呂靜鋒表示，如今的中等職業教育在全日制教育體系中是一種終結式的教育，90%以上的學生畢業后直接就業。即便是在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深圳地區，有機會進入高職院校深造的中職畢業生也不超過20%。
呂靜鋒認為，終結式的教育很難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有調查結果顯示，65%的家長認為職業教育比普高教育低一個檔次，77%的家長不愿意讓孩子初中畢業后接受職業教育，66%的家長表示即使孩子沒有被普通高校錄取，也不愿意被調劑到高等職校就讀。
這體現在中職畢業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上。呂靜鋒表示，中等職業學校的文化基礎課的課程比例大體維持在30%，技工學校的文化基礎課的課程比例大體維持在15%，音樂、美術、文學欣賞等人文課程在中等職業學校已處于邊緣化地位、甚至已消失。而事實上，文化基礎課程與人文課程正是支撐人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事實上，要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最大的障礙是職業教育的上升通道設計。然而，呂靜鋒告訴記者，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高等教育與高職院校之間，中職學校與高職院校之間，基本是處于相互隔絕狀態。要想打破這種格局，需要決策層在頂層設計上實現真正意義的“互聯互通”。“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我們不能再把學生的一生定格為一次考試了”。
日前教育部網站披露的考試招生改革總體方案的部分細節顯示，不讓高職院校成為三流生源的聚集地，一些品學兼優的學生，也可以升入其他大學的三年級。高職院校將不再是一個“死胡同”。
在王慶國看來，政府應在政策上更多地支持高職院校，進行大膽的改革創新，從根本上提高高職院校本身的教學質量，這樣就可以吸引大量生源，尤其是吸引那些品學兼優但家庭經濟情況不好的農村孩子入讀。“用人單位在錄用人才時應更多地考查畢業生的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水平，而非‘一紙定乾坤’”。還要鼓勵大學院校給予高職院校一定幫助，實現互助共贏。“這還是關系到教育改革的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最近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到，“試行普通高校、高職院校、成人高校之間學分轉換，拓寬終身學習通道”。這不但對社區教育發展有著積極意義，而且，也對我國整體教育改革有著重要價值。
在熊丙奇看來，只有把高考改革的著力點集中到讓行政機構（包括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行政機構）放權上，才能有真正的改革，并通過改革擴大考試權利，達到擴大公平的目的。
